摄影家眼里曾经的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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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上山下乡运动”虽过去仅有三四十年，但对于年轻一代，听起来是很陌生很遥远的事吧。经历过“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代，算算年龄，是各位的父母辈或爷爷奶奶辈，他们正在老去或者已然故去。但愿这些影像和文字，让我们仍能够记住些什么。

走  过  青  春

摄影 / 撰文：黑明

杨卫。在清华大学对300多名青年教师的一次考核中，他取得了数学、外语两项第一的佳绩。先后13次获得国内外重大奖项。杨卫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亚太断裂学会主席、清华大学力学系主任。

孙居勇。“我蹬着三轮最多一天能挣四五百块钱，最少一二十块。没活儿的时候我就看书看报，很少和其他板爷在一起侃大山耗时间。”

史铁生。“因为那时候饭不够吃，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当时任何时候给我一个馒头我都能吃掉它。”

周彦才、王春英。周彦才说：“春英人好，假设她那时候不答应跟我结婚，那我最少得左10年牢。”

梁和平。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更加农民化，他找老乡给自己做了一身地道的粗布衣服，再加上羊肚子手巾千层底鞋，看外表，除气质不像农民，其他一点区别也没有。

王雄骥。“在监狱里的两年，我的身体垮了许多，出狱后我一直坚持锻炼身体。在此期间，我利用废钢料打了3把不像样的宝剑用来锻炼，没想到又赶上了1983年的那次‘严打’，后来我又以私造凶器的罪行被抓去判了一年半的劳动教养。”

邓小虹、邓壮。突然收到了西安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她流着眼泪用模糊的眼睛看着通知书上自己的名字，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流着泪激动地马上跑到公社邮电所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事后妈妈告诉邓小虹，她看到电报时激动得泪流不止，也是不敢相信这是真事。

刘德亮。“1992年初我还收到我爸从北京寄来的一台18寸长虹牌彩电，因为他知道我经常不能出门。按时间推算，他给我寄了电视不久就去世了。”

张路。在村里两年，他干遍了所有的农活，经受了饿肚子的滋味……近几年来，他先后评论过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英国超级联赛、英国足总杯赛和第十五届世界杯专题节目等国际、国内的许多重大赛事，成为球迷们十分熟悉的老师和朋友。

谢党恩。“我和知青路贵邦自费跑遍了延安地区的每个县，几乎找遍了留下的北京知青，绝大多数日子过得很艰苦，儿女也没工作，我们一直想筹集资金在延安市内办一个豆制品加工厂，把北京丰富的豆制品引进延安，以便安排所有的知青子女。”

邢仪、耿铁群。她暗暗地向毛主席宣誓，一定要扎根农村干革命。陕北自古贫穷，他们这些知识青年在身上沟里，如果不说是荒废学业的话，那起码可以说他们大多数都发挥不了自己应有的才干。

付泽光。“去年底由画家江仑等人组织当年部分知青也给我送来了800元捐款，又一次让我和老婆孩子感动得直掉眼泪。”

王多多。“当时北京站人山人海，哭天抢地。不少同学虽然写过血书，表达决心，但当时也顾不得什么英雄气概和豪言壮语了，大多数同学都是拉着家人的手，一幅生离死别的样子，许多同学的泪水都湿透了胸前的红花，而我没有掉眼泪，因为当时在新华社工作的父母双双被关进了牛棚，我这个独生女没人为我送行。”

李新民。“你身为红卫兵偷集体财产不说，还竟敢把枪口对准贫下中农的鸡，你究竟是什么目的？”

朱晓明、卢小飞。她在农村除了干过各种农活外，还养过猪、买过豆腐、教过书。给她印象最深的既不是开荒，也不是种地，而是掏粪、送粪、拿粪。

王胜利。“第一，我想去动物园养老虎，因为老虎是吃肉的动物，如果它有肉吃，那肯定首先我也有肉吃。第二，我想去中央电视台干我的老本行，在那里看大门肯定能见到不少名人，他们吃的好，肯定也少不了我的。”

艾平。负笈海外，留学加拿大，逐步成长为一名尚称合格的翻译。近年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过数次翻译，在国际劳工组织的年会上还多次担任同声传译，并有100多万字的译著出版、发表。

殷金昌。“我穷，没钱。”她说：“我比你还穷，跟上你就是鸡蛋壳壳点灯，我也心甘情愿。”

陈忠、胡新邕。北京市革委会的布告贴满了每个村头、县城、车站，要求知识青年不能返城，要同当地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关来英。她整天不分白天黑夜地走上舞台用心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等流行歌曲。

张福英。“从此，我们和穷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们认为去陕北是短期锻炼，没想到一下锻炼了20多年……”

任志强。“我们村当时每个满10分的劳动日值0.12元，我苦干一天等于不足6分钱，尽管如此，到年底还不一定能兑现……”据《万科周刊》1997年6月20日资料表明，任志强的年薪为700万元人民币。

知青与农民

文：陈丹青

“知识青年”的意思，就是没有知识的青年；“上山下乡”的意思，就是大规模遣散，实现“都市乡村化”——流放、流落、流浪，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国家景观，失学、失业、失落，是上千万知青命运的总模式。

极少数知青的个人奋斗，似乎印证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其实是为国家政治命运的戏剧性转变所拯救，得以修成正果。绝大部分知青，三十年来被时代与社会一步步抛弃，成为多余的人。

知青不幸，因为此前、此后，没有一代都市青年全体遭遇被剥夺、被愚弄、被遗弃的过程。知青有幸，因为他们是国家的歉疚、社会的隐痛、时代的败笔，因此尚有若干被言说、被纪念的历史价值。

今日都市青年的父母十之六七可能是老知青。请老知青们不要忘记：亿万农民远比知青更悲惨、更凄苦、更无告。知青被历史赋予一种荒谬的身份，但没有人会 “纪念” 农民，并给予格外的同情或尊敬——知青与农民的曾经 “结合”、终于离弃，这不该只是知青一代的记忆，同时，也是农民的记忆。

黑明同志的影像追踪是对知青的记忆。在他的镜头下，知青们一个个老去。他们苦笑、成熟，或者面无表情。岁月留驻，并同时抹去他们被侮辱被损害的斑斑印记，现在，他们既不像当年的知青，也不像世代的农民。

——老知青、画家 陈丹青，2006年6月写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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