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金融 | 张中华教授：保持学者本色

张中华教授是中国知名的投资经济学者。32岁时，他成为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第一位博士。36岁时，领衔申报中南财经大学投资经济博士学位授权点获得成功，并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投资的教学和研究，对投资学进行大胆的创新，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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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华五岁多上小学，不到十六岁就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他进了公社的创业队，在长江大堤边上植树、垦荒。张中华比较小，派给他的活儿轻。他负责守望，不让牛破坏树苗，不让人来偷粮食。

他大量的时间用来看书，还开始写作，给文学杂志投稿。结果，稿件被退回来了。退到哪里了呢？江南大队的小学。

学校见是杂志社寄来的信，拆开一看，发现有人还能写小说，是个人才，便把张中华招到学校当老师。这是1975年的事，小张老师的年纪，还和有些学生差不多大小。

张中华有强烈的求知欲，趁着教学，认真读书。不懂就查字典、翻资料，向其他老教师请教。他还参加公社组织的培训学习，如数学、语文培训。

大队学校设有初中部。张中华教过四年级，也教过初一、初二的学生。教学当中，他深切感受到自己知识不足。

正好，1977年恢复高考。张中华开始备考。他比较幸运，其他同龄或比他大的青年，有的成了家，有的整天干农活，他们没有闲暇学习。而他教书，有的是学习时间。

考试那天，好多人进考场以后，不久就交卷了。最后，考场只剩下两人：一个是张中华，另一个大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师。

张中华自信一定能够考上。果然，他很快得到入学通知书。

入学通知书来自湖北财经学院，专业是基建经济。基本建设是干什么的？谁也说不清楚，想想大概就是建房子、修路这些事。

不管怎么样，能够上大学了，总是好事。

02

张中华上大学时，才十八岁大一点。学校条件比较艰苦，但是，学习气氛很浓。

他经常早早地起来，跑到图书馆占个位置，在那个地方，一学一上午，一学一下午，一学一晚上。

那是整个社会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时代，学生们思考的空间很大，有大把的时间自主学习。大家的兴趣五花八门，张中华也不局限于专业。大学本科阶段，他阅读了大量书籍和文献，积累起丰富的学识。

这时，学校投资系叫基本建设经济系，1981年获得国家授权招收硕士研究生。当年，从得到通知，到参加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张中华想做学问，而且又有根底，就顺利考取了本校的硕士，师从彭崇熙教授。那时，湖北财经学院一共才17个硕士，许多课程同在一起学习。

他们除专业课外，还上哲学、经济学课程。其中《资本论》开了三个学期，由郭慧珍、沈伊利两位教授主讲。教授们认认真真地讲原著，一句话一句话地抠，有时候，书中的一句话要讲解半天。

有一次，学校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教授做学术报告，也讲《资本论》。一个晚上就讲《资本论》中的一句话：从手推磨到蒸汽机。那个时候，社会上正在热议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那位教授首先讲，手推磨最初产生在哪个国家？古希腊。从古希腊怎么到了古罗马，后来又怎么到了欧洲？是因为十字军打仗。打仗的时候，就要背粮食。粮食要加工，加工就要用到手推磨。手推磨得随军带着。手推磨怎么又变成了钟表？手推磨的轮盘转动，上面和下面两部分相互作用。钟表就变成一个直面，两块齿轮咬合、互动。然后有了水车，水车两块是纵横相交的，随后改变了动力，就演化出了蒸汽机。蒸汽机带来了技术革命。生产工具的变革，怎么引起整个社会的变革？《资本论》就是这么讲的。他扎实、有力的考证，把事物的发展过程、发展脉络、内在逻辑联系，都揭示得清清楚楚。

这场报告，给张中华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意识到，《资本论》的教学不仅仅是学习马克思的理论、观点，而是真正实实在在地学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资本论》有完整的体系，第一卷讲生产，第二卷讲流通，第三卷讲分配，逻辑体系非常严密。后来，他做博士论文，指导学生做博士论文，讲究的都是怎么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或者逻辑体系，在逻辑上怎么自圆其说。这种思维的训练和方法的训练，他认为非常重要。

那时，学校很有影响的一位老师，学校第一位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张寄涛教授，当时他主讲一门课，专门介绍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让学生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讲理论不仅仅是讲理论本身，而是讲理论前提，理论的假设条件。他的思维，就在一般人的基础之上，变得更加深邃，更加深刻。这个理论是什么？以什么为前提？前提能不能够成立？如果不能成立，那就需要对这个理论进行发展或者补充，甚至颠覆。

张寄涛教授的思维方式，对张中华影响很大。

1985年，张中华硕士毕业。学校需要补充师资，把他留了下来。

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破旧立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的问题。所以，教学之外，他致力于科学研究。

那时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年轻学者之间，相互切磋，取长补短。

张中华住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48号平房，房子在图书馆和食堂的边上。青年学者们吃着饭，跑到48号平房，你串到我这里，我串到你那儿，端着饭碗讨论学术问题。大家总是处于激动和不安之中：国家体制改革怎么改？怎么发展？经济形势怎么判断？特别需要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种不同观点互相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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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为财政科学研究院）的陶增骥老师，那时是学校聘请的教授，每年都来讲学。

有一次，他讲道：“固定资产投资是一个大权，因为涉及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国家一定要加以严格的调控。”

张中华就提了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吗？按照您的说法，主要是扩大生产自主权。生产自主权要扩大的话，就要增加新的设备，进行设备的技术改造。可是没有投资权，怎么实现生产自主权呢？”

陶增骥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并鼓励张中华继续思考。回到财政所以后，他跟学生说，中南财经大学的学生，特别喜欢思考问题。

张中华听闻以后，很受鼓舞，于是，1987年，就拜在陶教授门下读博士。

财政所的思想观念，应该说比较正统，甚至在学界被认为比较保守。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张中华读博期间，在财政部实习过，在广东省对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过调研，到徐州、上海也做过调研，实习的机会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学生买来新书，看完以后，把书交给图书馆，就可以报销。所以，当时市面上的新书，张中华都可以买来读。他从亚当·斯密开始读起，然后是凯恩斯的理论，很多时间用于读经典原著。

张中华是陶增骥教授的第一个博士。陶教授本身治学很严，对这个开门弟子管得也非常严，精益求精。

张中华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时，整整一个上午，就他一人答辩。有一位教授提了十几个问题。有的问题超出论文的范围，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几卷第几页，就一个什么问题进行了论述，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只要他想问的，跟他认为有关系的，都问。张中华一一作答。

读博期间，张中华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毕业以后，再回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是厚积薄发了。他在《经济研究》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出版了《固定资产投资与财政分配》等专著，并取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项目。

1994年，张中华破格晋升为教授，19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04

多年求学、治学，张中华教授始终如一，笃守学者本色。

他在思考大学教育和学科发展的问题时，说：“与其过分地关注未来的变化，不如我们很好地思考一下未来哪些是不变的。”

第一个，“无论未来如何变化，学者的本色是不该变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把读书、写作，作为自己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常态，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学者本色，是他最为看重的一点。

第二个不该改变的，是家国情怀。

张中华教授认为，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是有着浓烈家国情怀的人，以兼济天下苍生为己任。如今，大量的时代课题不是都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大家去研究，需要大家去回答，需要大家贡献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怎样回应时代的呼唤，回应国家的需要，是一个学者应该考量的问题。

张中华留校、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谁要求发表多少篇论文。鼓励他们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兴趣，另外一方面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时代呼唤。

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大量的新思想被介绍到中国来，涌现到中国来。年轻人非常关注中国的未来该怎么走，改革开放向何处去，投资体制到底该怎么改，投资规模压缩、膨胀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好的办法既好好地治理投资膨胀又能够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他们去思考。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的48号平房里，大家聚在一起，都对这样一些问题有兴趣，都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所以，大家不约而同，很容易找到共同话题来讨论。

讨论以后，有了心得体会，有了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那种感应，有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希望把它表达出来。大家就开始写文章。

张中华回想，自己之所以写作，之所以去做课题，完全就是来自这样一种冲动，“以天下为己任”。

第三个不该改变的，是理性平和。

他说，钻研学问，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其本质，从而把握事物运动的规律，需要秉持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保持理性平和，主观、狭隘、偏执，都是不可取的。做学问就是慢工细活，追求客观真理。你选择什么问题进行研究？你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建议？你怎样客观地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能不能够得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一些结论？

张中华编写的教材《投资学》，2017年出了第4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若从第1版算起，这本教材经历了15年，但至今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传统中国的投资学，是研究产业投资，或者说研究固定资产投资，不研究证券投资。西方的投资学，研究证券投资，而不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或者说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是相互脱节的。张中华则把两者统一起来加以研究，探讨两者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这样，就撰写出有别于其他《投资学》的一部教材。

张中华教授说，教材的建设要有科学性，思考的问题要有前期大量的研究。

他从本科学习开始，都在思考投资学的问题，一直有所积累。走上投资学的讲台之后，他开始系统思考投资的体制，投资的规模，投资的结构、投资区域配置与宏观管理等问题。

投资结构很少有人研究，连投资结构的内涵是什么、投资结构包括哪些内容，都没有系统的专著阐述。张中华比较早地思考这些问题。

投资区域配置也是如此。在当时的教材里，投资区域配置是投资计划当中的一个小问题，短短几句话。张中华把它变成独立的问题，加以延展，加以深入研究，探寻投资区域配置的运动规律。

因此，《投资学》后来成书，是在前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梳理、表述，加以体系化。

不仅如此，张中华也广泛吸收前人的成果，把相关知识系统地加以介绍。比如证券投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经过多年发展积累，有多个经济学家因此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前人的优秀成果，他就加以大量吸收。另外一方面，他也结合中国的实际，深入细致地思考。所以，这本教材就很有科学性，而且有实用价值，经得起时代检验。

张中华教授说，如果思考的问题没有接触到事物的本质，就会得出错误的甚至相反的结论，社会科学为什么需要理性地观察，需要辩证地思考，需要历史地分析，需要跟随时代进步前行，不断创新理念，道理也在这里。

第四个不该改变的，是淡泊宁静，“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张中华教授充分理解现在的学者压力大，特别是年轻老师，要评职称，要养家糊口，竞争越来越激烈，成果要求越来越高，外面的诱惑也很多。但他认为，“学需静也，非静无以成学”，学者就是要静心，坐得了冷板凳，能够挡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这样，才能够真正把精力都集中到学问上面。

张中华教授提倡的四个“不该改变”，不仅是他自身的写照，更是他多年求学、治学的宝贵经验和智慧结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