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施春宏、马瑞祾：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内涵、特征和原则
好文荐读（第149期）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内涵、特征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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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施春宏,马瑞祾.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内涵、特征和原则[J].语言战略研究,2024,9(05):76-86.
摘要：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就是用工程思维来解决国际中文教育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大体可以理解为运用相关知识和技术去配置教育资源和教学手段，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标准通过集成化的方式来构造可用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产品。其基本特征可以从目标层面和操作层面两方面进行概括。前者包括需求驱动性、产品导向性、功能助推性，后者包括要素集成化、结构模块化、规程条理化、运行平台化。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出发，可以提出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应遵循的4条基本原则：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相结合、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数据驱动和人机协同相结合、规模化和个性化相结合。可以说，工程化实践已经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新生态出现和发展重要而基础的路径。。
关键词：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工程思维；特征；原则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一流学科团队支持计划（2023YG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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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涉及人才团队、教材教案、教学运行、质量保障、资源平台等的系统工程(魏晖 2022)。近些年，尤其是2020年以来，国际中文教育界充分认识到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实现工程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当前，学者们围绕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推进价值、概念阐释、实施策略、关键技术、团队建设等维度展开了初步的讨论(如魏晖 2022;施春宏 2022;饶高琦 2022)，并专题阐述了工程化进程中的“集成创新”问题(魏晖，吴晓文 2023)。但这些研究成果多为实践性思索，尚需对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特征与原则等基础问题进行理论审视和体系建构，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高效推进进一步理清思路、提供指导。尤为重要的是，在大数据、大模型驱动的数智时代，国际中文教育面临着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的新任务，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和工具来改善教育的全流程和各要素，是国际中文教育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决定了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基本特征和实施原则。这些特征和原则都是对“为什么做、做什么”和“怎么做、做后如何”的回答，前者侧重前提和内容，后者侧重方式和效应。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立足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从工程思维的视角出发，具体讨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内涵
充分理解工程思维是准确把握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基本内涵的前提基础。所谓工程思维，即“综合运用并有效集成各种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等方面知识)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思维方式(李永胜 2017)。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就是用工程思维来解决国际中文教育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大体可以理解为:“运用相关知识和技术去配置教育资源和教学手段，按照一定的规范和标准通过集成化的方式来构造可用于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的产品。”(施春宏 2022)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意识及相关实践并非始于今日，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就开始出现基于广播的远程教学，70年代开始兴起基于电视的远程教学，到了 80年代，通过广播电视的录音录像节目教中文的方式日益普及(参见郑艳群2012:11~ 14)，这些教学方式可以说都已有了一定的工程化实践基础。然而，这些工作只能被看作教育工程化的萌芽，其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思维，更不用说缺少如今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的大规模中文教育，因此，本文将其称作“准工程化”。国际中文教育急需要引人工程思维以适应教育生态的巨大改变。
目前，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理解多侧重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教学过程的模块化操作，强调教学过程和方式的工程化。毫无疑问，在教学过程中探索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技术手段和操作方式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抓手，但我们需要进一步将工程化问题放到国际中文教育大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来认识。由于国际中文教育具有跨学科、跨领域以及跨行业、跨国界等特征，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需要秉持一种“大工程观”。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呈现出的很多基本特征和实施原则都与这种大工程观有关，且在大工程观的视域下，国际中文教育不同层次的目标都可以通过工程化的方式来加以推进。
二. 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特征
(一)从目标层面看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实施，就是在应用需求的驱动下，制造功能性产品，解决现实难题，提高教育质量。因此，从目标层面来看，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1.需求驱动性需求驱动性也可称作问题驱动性或目标驱动性，它是工程化的第一属性。对于工程化实践来说在应用实践中发现问题、明确需求、确立目标是所有工作的起点。解决应用中的需求实际也是工程化所要实现的目标，因此，需求驱动性本质上是目标导向。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是有效解决实践中的痛点问题、及时满足应用需求、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当前，面向智慧教育的名种教育云平台、智慧教室、虚拟仿真实验、领域大语言模型建设，都体现了需求驱动的研发思路。由于应用本身贯穿于国际中文教育的整个过程，因此工程化实践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基于此，应用中的需求问题需做广义理解，从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出发，不同的结构体系(如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资源、教学评测等)有不同的问题、需求和工程化路径。当然，围绕教学过程而实施的工程化，则更为直接而具体。有的需求是在应用中创造的，这些都给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课题。可见，工程化实践在满足用户要求的同时还可以创造用户需求，并推动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2.产品导向性工程化以用为本，以制造出产品为目标，满足应用需求。因此，产品导向性也可称作使用导向性。相对于传统线下国际中文教育对应用问题的解决路径，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基本策略就是在当下技术加持下生产出面向具体应用的合用产品，尤其是线上平台产品。因此，如同一般工程化以制造产品为导向，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同样是具有产品导向性的教育工程与技术相结合的行为，最终要形成一个个可供教学实践、科学研究、教育管理的具体产品。这里的具体产品既可以是物质实体，例如'初级汉语语法”慕课；也可以是可程序化操作的知识产品，如规定标准、教学模式等。但它在很多时候兼有这两种属性，如智慧教学平台及基于平台构建的智慧教学模式。在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实践中，哪些知识、方式需要产品化、能够产品化，尚未得到充分调研。但已经有了较为广泛的实践，如“JZI汉语”外向型融媒体词典、全球中介语语料库、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等。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工程化产品必须紧跟科技时代发展的步伐。特别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国际中文教育急需依托工程化实践自主研制更多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如科大讯飞推出的“e学中文”中嵌入了 AI语伴功能。在工程化实践中，有两个问题需要重视:一是由于是产品导向，需要充分关注产品的功能、质量和市场属性:二是关注产品有效、合理的应用，从资源到产品的跃升，需要经过教育实践的检验。3.功能助推性只有适应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趋势、满足国际中文教育发展需求的工程化才是有效的工程化建设。因此，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与传统中文教育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互补互进的关系。据此，以需求驱动、产品导向的工程化更具助推作用，可以帮助解决传统国际中文教育的痛点、难题。这就意味着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涉及的所有理念、手段、方式都应该具有助推国际中文教育的功能。从工程化的助推作用机制看，越是当下传统国际中文教育方式不能实现或实现得不够到位的地方，尤其是需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规模化地解决的难题，越有可能利用工程化手段和方式来解决。科技赋能在工程化方面的本质体现即助推，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将教育相关各环节、人员从机械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即实现教与学的智慧化(刘利，刘晓海 2022)，而工程化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根本的手段。可见，对工程化产品而言，设置某项功能、增加或减少某项功能，都要从能否及时、有效地助推用户提高效率、创造价值出发。国际中文教育需要助推的对象、内容、场景复杂多样，既有教学、研究、管理的不同，又有个体、群体的差异。因此，在建构工程化产品时，既要重视规模化的助推手段，还需要采取个性化的助推策略。此外，还需要重视助推过程中的反馈使反馈常态化，有利于推动产品创新与优化。
（二)从操作层面看
实施工程化，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工程化措施满足需求、组织内容、建构系统、达成目标，从而尽可能实现工程化效用最大化。就此而言，这里从具体操作层面将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基本特征概括为如下 4个方面。1.要素集成化要素集成化是工程思维的典型表现，是工程化的显著标志。“工程活动包括技术要素、经济要素、管理要素、社会要素等许多要素，人们必须从'全要素’的观点分析和研究工程活动”(李伯聪2008)，进行工程设计和实施，利用各种相关要素的集成机制构建运行良好的系统。要素集成化是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最为显著的操作性特征，对此学界已有所讨论。相比于一般学科，国际中文教育的知识、技术、社会和环境等要素更为复杂多样，异质性、综合性、跨界性特征更加突出，更需要跨学科、多领域、全要素的多元互补式集成创新，同时还需要跨行业、跨国家、跨语种的互动合作。参与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系统集成的要素，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平台建设等相关的技术要素(如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实现平台建设和运行支持；二是非技术性的内容要素，包括教学要素和运行要素，其中教学要素是所有集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教学要素主要包括理念、“三教”(教师、教材、教法)以及相关的课程模式、标准等，运行要素主要包括管理、市场等。要素集成往往带来创新，甚至产生体系性创新。在要素的集成过程中，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是分析好每个教学内容和环节中诸要素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哪些要素参与集成及通过何种方式集成才能获得相对最优化的结果。2.结构模块化工程思维的核心是将复杂问题看作一个可以按一定结构关系进行分解和组合的系统。任何系统都是由若干组构部分以一定的关系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内部各部分、各层级、各环节的内容和功能有所不同，关系也较为复杂。各模块之间可以表现为线性关系，如教学过程包含若干教学活动;也可以表现为平行关系，如教学平台中实现不同知识单元的功能模块;还可以表现为相互包含的关系;最后，这些模块又可以灵活组合并映射出多个层次结构。工程化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将相关系统分解成若干内容和功能相匹配的结构化模块，然后又将这些模块有机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实现整体功能的结构化系统。由于结构模块化是工程化的基本手段，也是充分实现工程、产品功能效应的基本路径，因此，模块化是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实践中最容易为人所感知的工程活动。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国际中文教学平台建设。由于结构系统的有效运作常常通过分层模块化来实现，因此，平台上呈现出来的模块形式常常是分层设置的模块体系，较大的模块可分解成较小的子模块。与此同时，相关的模块之间可以优先组合成一个模组(即模块组)，模组可以跟其他模组或模块组合成更高层面的模组，进而形成系统。每个模块具有特定的结构，安排特定的内容，实现其特定的功能。教学平台就是各种结构、内容和功能集成的模块系统。3.规程条理化工程化实践的基本目标就是交付适用、可靠、便利的产品。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内容、技术上的要求，还要有规程上的限定。大体而言，规程条理化包含标准化和规范化这两个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连的两个方面。标准化体现为对系统框架、数据资源、管理接口等各类要素的设计、建设、开发、应用均要遵循统一的标准;规范化体现为教学主体按照教学相关要求，规范化地实施各教学环节(刘利，刘晓海 2022)。二者共同作用，确保了技术、管理等诸要素的顺畅对接。从实际操作来看，有些标准化、规范化的内容，并非工程化本身所独有，而是在工程化实践中需要考虑的方面。
工程化要实现规程条理化，根本原因就是工程化产品要具有相对的超时空性，这就必然要求其规程本身要实现通用化，而标准化、规范化是通用化的基本手段，可解决教育教学措施和成果可用性不强、通用度不高等问题(施春宏 2022)。通用化的具体实现手段是智能化。国际中文教育的本质是语言教育，而非技术或技术产品本身。制造教育产品，必须尽可能做到科学、适用可靠、便利。当然，也不能简单地将通用化理解为国内外统一标准和规范。4.运行平台化上面这些特征的实现都要落实到平台上，在平台上运作。此处的平台取其广义，即承载国际中文教育中各类教育行为的各类工程化产品，如教学平台、资源平台、管理平台等。搭建国际中文教育互联网平台是近些年最为显著的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实践，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平台意识的发展和深化。运行平台化所研发的平台既是产品导向性的外化表现，也是功能助推性的具体抓手。就当前的国际中文教育平台化建设而言，工程化实践特别重视资源平台建设，各种知识库、语料库、教材库、素材库、案例库等以及由它们生成的交叉数据库，都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重要而基础的资源。平台自身是资源，同时又汇聚资源;既是教育手段，也是教育中介。平台化不仅使已有的非平台化知识和资源实行平台化转型，甚至可以通过平台化产生新的知识和资源。在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实践过程中，要使教师的教学决策数据化、学生的自适应学习个性化教学资源推送的智能化，都需要充分利用平台上留存下的教育大数据。另外，国际中文教育平台化的显著特征是互动性强，强互动性能够更充分地满足实践需求，实现强助推功能。三. 实施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原则
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的确立，一方面要能够体现国际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要能够体现具体实施过程中所依据的带有工程化特点的基本路径、法则。
(一)确立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原则的基本依据
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可以从本体论、认知论、方法论、价值论出发，提出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相结合，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结合，数据驱动与人机协同相结合，规模化和个性化相结合。其中，第一条原则立足于国际中文教育工程的本质，当开始工程化实践后，我们需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加以审视，故而提出第二和第三条原则，第四条原则指向工程化最终实现的教育价值。4条原则之间的关系见图1，图中单向实线标示工程化的路径，双向虚线标示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相结合的原则如前所述，工程思维的核心是将复杂问题看作可以进行分解和组合的系统。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成果就是一个个可以直接用于教育活动中的产品(尤其是平台性产品)，这些产品实际上是由内容和功能相匹配而形成的系统。换言之，工程化起于结构上可分解的系统，运行于组块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并成就于组块整体发挥功能的系统，整个工程化产品是由一个一个模块按结构化组块规则逐层整合而成，各个不同层级的模块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能够独立发挥功效，又在相互作用中实现整体功能。因此实施工程化的首要原则就是系统性原则，从系统思维的角度来看，是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相结合的原则。要有效认识和运行工程化的系统，就要运用组块思维，根据系统中的内容和/或功能进行有效的组块切分。系统由不同构件要素集合而成，这是可以对系统进行切分的基础。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中的要素并非直接加和而成，而是先由相关要素组成特定内容一功能相匹配的模块(实际也是子系统)，相关模块结合组成更大的模块组，就这样逐步构成整个系统。模块的切分，要符合系统内部结构化的组块规则。由此可见，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产品的建构方式是系统(整体)和部分(组块)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组构要素在集成过程中结构化的结果。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过程中最容易体现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相结合这一基本原则的是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一个可以分成若干层级，并能从不同层级去观察的系统(吴勇毅 2018)。因此，我们在探讨国际中文教学模式时，可以从不同层面(如阶段)、构件(如活动)等组块出发去认知模式。如2 所示为“三段九步”教学模式框架(蔡建永，刘晓海 2023)。
这种流程式框架展示了整体和部分之间、部分和部分之间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结和协同的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和组块性与流程的贯通性和阶段性。 在工程化实践中，无论是开发教育平台，还是研制教育产品，或者是提供教育服务，都需要我们将整体思维和组块思维结合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提质增效的目标。不仅如此，将二者结合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模块化操作的两方面谬误:一是合成谬误，即从各个模块来看都运行良好，但合成一个整体需要集体运作时，则运转不良;二是分解谬误，即将不该分解的系统性任务做出简单分解，而需要分解的任务又分解得不够到位。
(四)数据驱动和人机协同相结合的原则数据和技术是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双轮，通过数据驱动和人机协同相结合的实践原则，可以更好地形成“数”与“智”双轮驱动的效应。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必须重视和发挥数据要素的价值和作用。如前所述，在工程化实施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规模、多模态(文本、音频、视频等)的教育数据。通过借助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脑电、眼动等神经科学技术对多模态数据进行采集、分析与可视化呈现，可以有效支持科学化的教学决策、管理和评价。另一方面，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需要采用人机协同的推进方法。在工程化实践中实现人机协同，需要尽可能使所有的资源都变成产品，资源的产品化就是让所有工程化的结果以可直接操作使用的产品来实现。工程思维下的人机协同表现为发挥人的主观性以促进教育资源转换为教育产品，从而实现教学提质增效。例如，写作智慧教学平台的文本纠错技术可以即时地为学习者反馈习作中的词汇、语法等错误，教师也可从繁重的作文批改任务中解放出来(马瑞祾，徐娟 2024)。同时，师生产生的教学数据又可用于“驯化”机器，推动教育产品良性进化。国际中文教育正是在这样多轮的工程化实践中，逐渐形成人机共生同长的数字生态。
(五)规模化和个性化相结合的原则破解教育规模化与个性化之间的矛盾，是数智时代教育变革发展的重大任务之一。同样，传统中文教学中，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与步调一致、一刀切式的教学处理相矛盾，当规模化教学与个性化培养失衡的问题愈发凸显时，迫切需要学习方式变革和教学模式创新(蔡建永，刘晓海 2023)。规模化是将教育对象、教学场景尽可能做出统一化的设定，而个性化则是将教育对象、教学场景区别对待。前者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后者以特定个体及小范围群体(如具体班级)的充分发展为目标。若想同时实现这两个不同的目标，就必然要使工程化产品具有动态调节功能，体现原则一致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基于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的工程化教学实践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如北京语言大学“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就是这方面的建设成果。通过工程化实践，系统支持国际中文教师开展大规模的跨时空教学。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智能推荐等技术为不同学习者提供合需的语言教育服务，使差异化、个性化的教和学成为现实。此外，规模化和个性化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从而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实现中文教育的“数字普惠”。在工程化的进程中，规模化与个性化并不矛盾，个性化寓于规模化。随着数字技术的融人，中文教育的覆盖规模可以得到有效扩张，同时学习者也获得了更多平等地直接参与规模化教育的机会。规模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结合可以极大提升学习者参与中文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四.结语
当下，国际中文教育进入了数智化发展的快车道，教育生态正在发生重大重构：智慧教育新形态正在形成，新的现代工程教育观也正在逐步呈现。在教育生态转变的过程中，工程思维和数字素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且工具驱动、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可以说，工程化实践已经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新生态出现和发展的重要而基础的路径。
在此背景下，本文讨论了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的内涵、特征与原则，这些都是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实践中已经显现出来但尚未系统思考的基础性论题。且随着这项事业的发展，未来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还会呈现出新的面貌，这就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概括和阐释。与此同时，工程化实践中还涌现了工程思维、系统思维、科学思维等多重思维，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程化实践中充分重视、准确理解和积极实践。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施春宏，安徽青阳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先后就读、工作于安徽省宣城师范学校（中师生，1982－1986）、安徽省青阳县新河中学（教师，1986－1989）、安徽师范大学（本科生，1989－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生，1993－1996，导师：于根元教授）、外文出版社暨华语教学出版社（编辑，1996－2000）、北京大学（博士生，2000－2003，导师：袁毓林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教师、编辑，2003－现在），并曾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2009，合作导师：冯胜利教授）、赴澳门大学从事访学教授研究工作（2023）。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3年获评“北京市教育系统教书育人先锋”。研究领域涉及汉语语言学、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近年着力从事构式语法、语体语法、韵律语法、汉语词法学、语言习得与教学等的理论与应用探索，并积极开展语言学前沿思想和成果的教学转化与科学普及工作。倡导互动构式语法研究范式，参与构建面向二语教学的结构·功能·语境“三一语法”理论框架。联系邮箱：shichunhongblcu@163.com。
个人简介：马瑞祾，男，云南昆明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智能与技术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智慧教育、数字化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中文写作教学，博士在读期间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电化教育研究》《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民族学刊》《华文教学与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以及《国际汉语教学研究》《国际中文教育（中英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等专业期刊上发表学术文章10余篇。
本文来源：《语言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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